中华民族自秦以后，历朝历代都有着重农抑商的策略，尤其是当一个新朝刚刚建立时，朝廷更是会下意识地去压制不事生产的商人阶层，并鼓励农民去开垦无主的荒田，从而让国家的粮食在短时间里得到充盈。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上的产能开始过剩时，这一策略就会在不知不觉间发生转变，商人的地位开始不断得到提升，有时甚至可以和地方官吏到平起平坐的地步。但相应的，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也会变得极高，商税比之田税粮税可是几十倍的增加，也叫商人们伤尽了脑筋。

可这一切在来到大明朝后，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因为自己出身赤贫，没少受商人的欺侮之故，太祖朱元璋对商人一向没有好印象，认为这些人个个都是奸猾之徒，从未能给国家造成什么贡献不说，还不断哄抬物价，实在是该死之极。

所以在他称帝之后，便定下了不可变更的规矩，将商人的地位死死摁在四民之末，同时还有各种严苛的束缚落在商人及其子孙的头上，比如不得穿绸衣，比如商人之后不得参加科举为官……但相应的，这个被视作百姓中地位最低的阶层所需要承担的义务也最少，商税更只是象征性的一点罢了。

在大明立国的前几十年， 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商人也确实只能把自己和家人养活而已。可等到了弘治朝后，一切就全然不同，日渐发展起来的国家对商业的要求不断增强，也使商人能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及至如今的万历年间，各地更是不断涌现出了无数的大商人，因为他们手里握有足可影响一地经济的庞大资源，竟让这些商人足以和封疆的巡抚等大吏平起平坐，至于之前定下的那些个制约他们的规矩，更是早被人抛到了脑后。

如今的大明商人穿的只会比高官更加华贵，他们的子孙更可以靠着父祖手中的金银而在科场之上无往不利，甚至入朝为官者也所在多有。唯一没有改变的，就只有一条了，那就是这些商人所需要交付朝廷的税银，依然保持着太祖时的那个限度！

要知道，两百年时间下来，就是米价都不知翻了多少倍了，可这些商人每年所交的税银却没有丝毫变动。这点支出，甚至连有时候他们请地方官员吃一顿筵席的花费都不到。

于是大明各地就出现了叫后来之人难以想象的一幕，明明民间的大商人个个富可敌国，可朝廷却财政紧张得快要揭不开锅了。但同时，地方官员的日子却一样好过，因为他们可以从当地大商人那儿得到足够的孝敬，这笔钱甚至是他所领取俸禄的几十倍。

当国库出现亏空，天子问计于臣子，随后引出要削减宗室用度这一场风潮时，杨震便已开始关注这些情况了。而当有人提出增收商税，却被许多朝中高官所极力抵制之后，杨震就更觉着其中必然大有猫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