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铸钱币，而使百物腾贵之害，史不绝书。

然而明知饮鸩止渴之害，朝廷犹授制司铸币之权，实在是跟拖欠粮饷而致兵卒哗变或劫掠乡野之害相权而取其轻。

就像绍隆帝再看楚山不顺眼，对楚山再百般防备，在京襄制司正式设立之前，今年犹是捏着鼻子给楚山拨付近二百万贯钱粮——毕竟谁都承受不起大越最精锐的楚山军最终会因为欠缺粮饷而闹哗变的惨烈后果。

现在京襄路已置，与朝廷就钱粮之事进行了分割，理论上拿南阳、襄阳、荆州的财赋以及私占田地充公进行屯垦，填补朝廷之前的拨付是足够的。

毕竟建继帝之前对襄阳府（襄、房、均三州）的私占田地进行清查，当时总计查出近四十万亩私占田地并入田册，每年新增近十万石粮赋。

南阳、荆州地势更为平阔，加上监利县几乎全部划为军屯，制司新增上百万亩屯田，这是朝中诸大臣闭着眼睛都能估算得到的。

屯田得利也是远在赋田之上的。

问题这得在屯垦完成之后。

然京襄此时总计还有六七十万饥民没能彻底摆脱生存危机；就算安置最早的南蔡县十数万民众，此时也刚刚勉强达到最基本的温饱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