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导车的派车簿只登记一辆。

砖瓦厂外却出现了第二道车灯。

后车没有铁路编号，车身涂成普通黑色，挡泥板沾着新泥。它停在封控线外，没有鸣笛。驾驶员递来的补充通行证使用工务处真纸，编号却比前导车派令晚了两个时辰。

“技术增援。”白衣技术员说。

赵连山没有放行。“前导派车簿没有后车。”

“临时增加。”

“增加命令在哪里？”

技术员递出通行证。

纸是真的。

权限写的是进入砖瓦厂外围、协助低温容器装卸。没有进入维修坑内圈，没有接触王中孚，也没有调取医院样本。

后车因此只能停在外围。

车上下来四名装卸员。他们都穿厚手套，抬着一只长方形黑箱。箱体由六块金属板组成，四角连续焊接，外侧还有两道完整铁箍。

一个非常结实的闭合外框。

“这就是专业容器？”赵连山问。

白衣技术员道：“低温、密封、防弹。比你们的泥袋可靠。”

“做过绿丝接触试验吗？”

“田顾问设计，不需要地方重复。”

“记录呢？”

“机密。”

赵连山不允许黑箱越过外圈。

铁路工务官脸色难看。他持有真实命令，也不愿因为地方巡警一句怀疑承担延误责任。邵领队赶到后没有站到任何一方，只把双方权限念了一遍：接收组可评估、可提出容器；现场负责人仍负责移交前安全；没有文件授权在评估阶段强行拆封。

白衣技术员看向维修坑。“每拖一刻，样本都可能逃。”

“所以更不能用没验证的圈装它。”赵连山说。

“你们已经抓住它一次，以为自己懂了？”

“不知道的更多。”

这句回答没有给技术员留下可利用的自满。

后车装卸员开始卸辅助器材。

杜占海在外围逐件登记。两条低温软管、四只固定夹、铅橡胶垫、手摇泵和一箱标着“吸附剂”的灰色颗粒。器材本身没有异常外观，软管接口却与一九四〇年检修簿上的“低温外线管”尺寸相同。

田正雄的旧记录第一次与眼前设备发生实物对应。

仍不能证明田正雄本人在车上。

接收队提出先把丙断臂装箱试验。

丙当前不主动移动，体积也小，听起来比直接搬甲体安全。可它刚生出过寻找甲体的细线。把丙放入完整铁箍箱，可能测试容器，也可能替维萨尔得到一个现成闭合框。

赵连山要求先用不含异常组织的对照物。

白衣技术员同意得很快。

他们把一块普通猪肉放进黑箱，接通手摇泵。箱内温度在半刻内下降，外壁结霜，没有泄漏。低温性能真实。

测试没有回答绿丝会不会利用闭合结构。

杜占海又看了箱体结霜方式。

两道完整铁箍最先结霜，六块板的焊缝随后连成一圈。若低温能让维萨尔失活，这可能是优点；若绿色关系能够沿连续材质扩展，铁箍和焊缝也可能成为无需它自己搭建的稳定外框。

白衣技术员没有提供绿晶、绿丝或分离组织在同类箱体中的对照数据。

因此猪肉试验只进入“制冷性能通过”，机械收容与异常关系两栏仍为空白。没有人把三栏合成一个“容器合格”。

“现在可以装了。”技术员说。

“只能证明它会冷。”杜占海道。

白衣技术员第一次正眼看他。“你是谁？”

“记东西的人。”

“这里不缺记账的。”

“所以你们的后车为什么不在前导派车簿上？”

技术员没有回答。

外围核查很快传回结果。补充通行证确由工务处分站签发，申请人栏却不是前导工务官，而是一个仅以代号登记的技术联络员。签发时刻在第一份移交电令之后，路线终点原写“老龙口外线库”，后来用同色墨水改成砖瓦厂。

改字有骑缝章。

程序仍是真的。

有人在合法系统内部不断扩张这次接收的范围。

旧种痘房同时迎来另一组人。

两名铁路卫生员持“接触者先行评估单”，要求查看王中孚右掌。评估单授权外观、体温和身份核对，没有触摸、取样或转运权限。周启明允许他们隔窗看掌形图和本人外观，不打开托架观察孔以外的位置。

其中一人问：“银圈能不能取下来？”

“它不戴在手指上。”王中孚说。

“切开掌皮呢？”

“不在权限里。”周启明回答。

卫生员没有坚持，转而问须弥芯能否从别处取物、最远能到哪里、是否取过未来药品。问题超出外观评估，全部记录为未答。

临走前，年长卫生员看着王中孚的右手，说了一句：“田顾问只想确保这种门不落到错误的人手里。”

王中孚问：“谁是错误的人？”

对方没有回答。

北郊也收到了一份新电报。

不是移交令。

只要求核实“白色异常生物”是否与旧洗片室器材存在接触。特别稽查员认为属于既有案卷补充，可以回答。顾临川则要求先让清漪决定哪些医疗信息可披露。

清漪同意确认自己遇绿晶会受伤、曾与旧洗片室保持隔墙距离；不同意提供现存鳞片、血液或当前位置。

回电尚未发出，水箱外的电灯暗了一下。

不是停电。

院外线路电压仍正常，只有清漪房间这一盏灯短暂变绿。顾临川立即切断室内电源，改用油灯。清漪右肩旧伤没有发光，呼吸却加快到每刻十次。

有人正在通过合法电报查她。

也可能有另一样东西，正沿着同一套线路靠近。

砖瓦厂外围，第二辆黑车的驾驶员一直没有下车。

杜占海核车号时，发现挡风玻璃后压着一张旧通行牌。牌面照片是个四十多岁的瘦脸男人，签发年份是一九三三年。

照片边缘磨损，姓名却仍清楚。

田正雄。

驾驶员放下车窗。

他的脸与十一年前的照片一模一样。

没有更老。

也没有更年轻。

杜占海没有只凭肉眼宣布不老。

旧照片经过翻拍，颗粒粗，额纹和鬓角都不清楚；眼前驾驶员又坐在暗处，车灯从下方照脸。十一年间一个中年人变化不大，并非不可能。能够记录的是脸型、右眉小痣、耳廓缺口和证件照高度比例均相近，本人也没有否认姓名。

真正异常的是通行牌仍在使用。

一九三三年的旧牌按制度早应换发，牌背却叠盖了三次延期章，最近一次就在本年。每次延期经手站不同，印鉴都能查到。这个人不是拿一张古老假证突然出现；多年来，有一套真实手续持续让“田正雄”留在外线技术体系里。

这比一张相似的脸更难用偶然解释。

他隔着封控线看向维修坑，随后看了一眼杜占海手中的登记册。

“维萨尔给你们添麻烦了。”他说。

这是田正雄第一次亲口承认，他认识坑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