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梅雨季来得又猛又急，雨丝斜斜地打在宏达鞋材厂的铁皮屋顶上，噼啪作响，像是有无数只手在敲打着节奏。杨泽东站在车间门口，看着穿蓝色工装的工人们把一摞摞裁好的皮革搬上货车，眉头微微蹙着——这批货的胶水上得有点厚，边缘起了层细毛，虽然不影响使用，却不符合他心里的标准。

“让质检组再查一遍，”他对身旁的副组长说，“起毛的挑出来，返工。”

副组长咂咂嘴：“泽东，差不多得了，这批货催得急，客户那边也没说要多精细……”

“我说返工。”杨泽东的声音没提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冷意。他转身往办公室走，背后传来副组长嘟囔的声音，他当作没听见。

三年组长做下来，他在厂里的威信早就立住了。不是靠嗓门大，也不是靠扣奖金，而是靠两个字：较真。裁料的误差不能超过两毫米，胶水的厚度必须均匀，甚至连车间地面的油污，他都要求每天擦三遍。有人说他死板，可厂里的良品率硬生生被他提了三个百分点，老板看他的眼神，也从最初的“能用”变成了“器重”。

办公室在车间隔壁，一间十平米的小屋，摆着两张桌子，一台老式打印机。杨泽东刚坐下，就看见门被推开，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老头走进来，手里拎着个保温杯。

“老周师傅。”杨泽东站起来。

周老头是厂里的技术顾问，据说以前在国营大厂待过，懂行，就是脾气怪，平时不怎么说话，唯独愿意跟杨泽东搭几句。他往杨泽东对面的椅子上一坐，拧开保温杯喝了口茶，茶叶梗在水里浮浮沉沉。

“刚才那批货，你看得比客户还细。”周老头慢悠悠地说，“年轻人，太较真容易累着。”

“累点不怕，怕的是糊弄。”杨泽东给老头倒了杯热水，“您坐。”

周老头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你跟他们不一样。”

这话杨泽东听了不止一次。车间里的工人下班后不是凑在一起打牌，就是去路边摊喝酒，只有他总抱着本技术书啃，或是骑着那辆二手自行车，跑到市区的图书馆待一下午。他知道自己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想的是每月能多拿几百块奖金，他想的是，这车间的墙，什么时候能被自己撞开。

“你攒的钱，打算干什么？”周老头突然问。

杨泽东愣了一下。他的存折藏在床垫下，上面的数字快到十万了，这是他最大的秘密。他含糊道：“先存着，以后说不定有用。”

周老头没追问，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叠的报纸，递给杨泽东：“看看这个。”

报纸是前几天的财经版，上面有篇报道，标题是《期货市场回暖，大宗商品迎来新机遇》。杨泽东认得上面的字，却看不懂那些“多头”“空头”“交割日”的词，只觉得像天书。

“这是啥？”他问。

“能让钱生钱的东西。”周老头靠在椅背上，手指敲着桌面，“我以前在厂里，见过有人靠这发家，也见过有人一夜输光。风险大，但来钱快。”

杨泽东的心跳莫名快了半拍。钱生钱？他只知道把钱存银行能拿利息，一年下来那点利息还不够买双好点的鞋。

“就像……做生意？”他试探着问。

“比做生意野多了。”周老头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做生意还得进货、卖货、打交道，这东西，对着电脑敲几下，就能赚几万、几十万，当然，也可能赔得底朝天。”

几十万。这个数字像块石头砸进杨泽东心里，荡起一圈圈涟漪。他在鞋厂干三年，省吃俭用才攒下不到十万，对着电脑敲几下就能赚几十万？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周老头的眼神不像开玩笑。

“您懂这个？”

“懂点皮毛。”周老头摆摆手，“以前厂里有个老会计，天天研究这个，后来辞职专门做这个去了。那时候我就想，这世上还有比开机器更赚钱的营生？”他顿了顿，看着杨泽东，“你小子脑子活，又能熬，说不定能吃这碗饭。”

杨泽东把报纸折好，塞进裤兜。纸角硌着大腿，像块发烫的烙铁。

那天晚上，他没去图书馆，也没看技术书。他坐在出租屋的小板凳上，对着那盏二手台灯，把那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那些陌生的词，他一个一个圈出来，打算明天去图书馆查清楚。

“期货”“棉花”“大豆”“杠杆”……这些词在他脑子里盘旋，拼凑出一个模糊又诱人的轮廓。他想起在香炉山的时候，采蘑菇要看天气，下雨前蘑菇长得快，雨停了就得赶紧摘，不然就烂在地里。这期货，是不是也像采蘑菇？得看准时机，敢下手，还得担着淋雨的风险？

接下来的一个月，杨泽东成了图书馆财经区的常客。他借了《期货入门》《大宗商品交易指南》，还有厚厚的《经济学原理》，一页页啃。看不懂的名词就查字典，复杂的公式就用草稿纸一遍遍算，有时候对着一张K线图能看一下午，直到管理员催他闭馆。

车间里的人觉得他越来越“怪”。以前他虽然话少，但眼里全是活儿，现在偶尔会对着机器发呆，手里还捏着支笔，在废纸上画些弯弯曲曲的线。副组长跟他开玩笑：“泽东，你这是想当数学家啊？”

他只是笑笑，不解释。有些念头，像埋在土里的种子，不能让人知道，得自己偷偷浇水，等它冒芽。

他开始留意新闻。电视里播经济新闻，他就搬个小马扎坐在食堂最前面；报纸上有大宗商品的价格报道，他就剪下来贴在本子上。他发现，棉花的价格忽高忽低，有时候一天能差好几块，而他现在做的鞋材，最主要的原料就是棉布和皮革——原来他天天打交道的东西，在另一个世界里，正被人当成“赌注”。

这天，周老头又来办公室，手里拿着份行业报，指着上面一行字说：“你看，新疆那边棉花减产，价格怕是要涨。”

杨泽东盯着那行字，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起前几天在图书馆看到的分析：供给减少，需求不变，价格必然上涨。这是不是就是周老头说的“机遇”？

“周师傅，”他深吸一口气，“要是现在买棉花期货，等涨价了再卖，是不是就能赚钱？”

周老头挑了挑眉，似乎有些意外他会问得这么直接：“理论上是。但期货有杠杆，你投一万，相当于借了几万甚至几十万在玩，涨了赚得多，跌了也赔得狠。就像你站在悬崖边，往前一步可能是金子，也可能是深渊。”

悬崖边。杨泽东想起香炉山最险的那段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沟，他小时候为了采一株长得特别大的何首乌，曾在那里手脚并用地爬过。那时候他不怕，因为他知道，爬过去就能拿到自己想要的。

“您说，这棉花价格，真能涨起来？”他问。

“不好说。”周老头摇摇头，“市场这东西，跟天气一样，说变就变。政策、收成、国际形势，一点风吹草动都能掀起浪。但我活了大半辈子，信一个理：物稀必贵。”

杨泽东没再说话。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车间里的机器还在轰鸣，裁刀划过皮革的声音隐约传来，那曾是他努力的全部意义，可现在，他觉得那声音有点小了，小得装不下他心里正在疯长的东西。

晚上，他把存折从床垫下拿出来，对着台灯看。十万块。这是他用三年的汗水换来的底气，是他从泥泞里爬出来的依仗。如果把这笔钱投进那个叫“期货”的市场，会怎么样？

他想起13岁那个雨夜，揣着十五块钱钻进客船货仓的自己。那时候他一无所有，只能靠赌一把，赌外面的世界有光。现在，他有了点本钱，是不是该再赌一次？

他打开从图书馆借来的电脑教程，在网吧里笨拙地登录了一个期货交易网站。屏幕上跳动的数字、红绿交错的K线图，像一片陌生的丛林，危险，却也藏着猎物。

他注册了一个模拟账户，按照教程里的步骤，试着“买”了一手棉花期货。点击确认的那一刻，他的手心沁出了汗，像第一次抓住蛇的时候。

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下班后都泡在网吧，盯着模拟账户里的数字。看着它一点点涨，心里跟着发紧；偶尔跌一点，呼吸都变得沉重。原来这就是周老头说的“风险”，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攥着人的心脏。

一周后，模拟账户里的数字多了两千块。不算多，却让杨泽东的眼睛亮了起来。这不是虚幻的数字，这是逻辑和判断的结果——就像他能准确地算出一块皮革该裁多大，这里也有规律可循。

他关掉电脑，走出网吧。外面的雨停了，月亮从云里钻出来，洒在湿漉漉的马路上，泛着微光。他往出租屋走，脚步比平时快了些。

路过鞋厂门口时，他停了一下。车间的灯还亮着，里面的机器声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他在这里待了三年，学会了手艺，攒下了钱，也看清了自己的局限。这里的天花板太低，容不下一只想飞的鸟。

回到出租屋，他把存折放进布包，又把那几本财经书塞进包里。然后，他走到床边，开始收拾行李——还是那几件换洗衣裳，只是多了个装着存折和书的布包。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老板办公室。

“我想辞职。”他说。

老板正在看报表，闻言抬起头，愣了半天：“泽东，是不是工资的事？我给你涨到三千……”

“不是。”杨泽东摇摇头，“我想出去闯闯。”

老板看着他，眼神复杂。这个年轻人从车间杂工做到组长，他是看在眼里的，踏实、能干，是块好料子。可他也看得出来，这孩子眼里的劲，不是一个鞋厂能困住的。

“想好了？”老板问。

“想好了。”

老板叹了口气，在辞职报告上签了字：“外面不好混，要是混不下去，随时回来。”

杨泽东说了声“谢谢”，转身走出办公室。周老头站在门口，像是在等他。

“真走？”老头问。

“嗯。”

周老头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递给杨泽东：“这是我以前那个老会计朋友的电话，他在杭州做期货，你去找他，提我的名字。记住，到了那边，多听，多看，少说话，别一上来就把家底都押进去。”

杨泽东接过纸条，指尖有些发颤。他攥紧那张纸，像攥着一张通往新世界的船票。

“谢谢您，周师傅。”

“去吧。”周老头挥挥手，“年轻人，就该往风口上站一站。”

杨泽东背着布包，走出了名泽启鞋材厂的大门。阳光正好，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熟悉的厂房，然后转过身，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

他不知道杭州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那个叫“期货”的世界里藏着多少陷阱。但他知道，自己心里的那团火，被周老头点燃了。风已经起来了，他得顺着风，往前跑。

哪怕前面是悬崖，他也想看看，悬崖对面，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