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部红色的电话，铃声在死寂的办公室里，尖锐得像心电监护仪拉出的一条直线。

高建民的身体僵硬着，目光从叶凡那张平静得过分的脸上，缓缓移向闪烁着红光的电话机。

他知道，电话那头是谁。

他也知道，这一声铃响，是他政治生命的休止符，也是他唯一可能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

他的手抖得像帕金森病人的晚期症状，好几次才成功地抓起话筒。

“是我。”他的声音嘶哑干涩，像被砂纸打磨过。

电话那头没有寒暄，只有一句冰冷、不容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