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晋国铸币中心的韩国，韩景侯韩虔定都阳翟，设置宫城、武库、粮仓三重防御体系，沿袭晋国州兵制，建立常备军“韩劲弩”；设司寇颁刑书，推行爰田制，跟随魏文侯的三晋一体战略，帮助魏国称霸。公元前401年冬，韩景侯攻占郑之负黍，切断郑国与南部边疆的联系。次年夏，郑繻公率战车三百乘奇袭径山防线，围攻韩都阳翟，韩景侯病逝于归国途中，其子韩取继位，在阳翟城东击溃郑军，延续其父的执政措施，维护三晋联盟，稳定国内秩序，因有功于国，故称其为韩烈侯。公元前386年，继位的韩文侯韩猷多次攻伐郑国，试图扩大韩国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韩国君主与贵族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其子韩哀侯韩屯蒙和其孙韩若山在位不久便被权臣韩严弑杀，拥立韩懿侯韩武，此举标志着韩国君权旁落，权臣与宗族势力主导朝政。

由于韩懿侯是权臣韩严推出的傀儡君主，所以他在位期间未能实现有效的中央集权，导致贵族势力进一步膨胀。公元前369年，韩懿侯联合赵成侯试图干涉魏国王位继承问题，但因利益分配不均，错失削弱魏国的机会，三晋协同防务战略破产。公元前362年，魏国在浍水之战大败韩赵联军，韩国被迫割地求和。同时，楚国北进行动和秦国东扩行动使得韩国陷入多线作战的漩涡中，直到韩昭侯继位后才有所改善。

公元前359年，韩懿侯逝世，内部爆发宗室叛乱。为改变韩国内部贵族势力盘根错节和“地不满九百里，民不过百万”，韩昭侯于公元前351年任用郑国遗民申不害韩为相，推行以“术”为核心的法家改革：实行因任授官，循名责实的权术，裁撤冗官，选拔实干人才，限制宗室干预朝政，打击贵族特权；颁布垦荒令，减轻赋税，提高粮食产量；扩张常备军，强化兵器制造。申不害变法使韩国进入短暂的强盛期，通过联魏抗秦、联齐制楚等军事行动，成为战国中期区域性强国，实现“诸侯不来侵伐”的目标。但由于这次改革过度依赖君主权术，无法形成系统化法典，吏治改革流于形式，未能将改革内容制度化，没有触及韩国的根本矛盾，导致在韩昭侯病逝后迅速失效。公元前333年，韩昭侯死后，贵族势力反扑，中央集权再度削弱。韩宣惠王时期，国内经济凋零，军备松弛，逐渐沦为齐、楚、秦等大国争霸的牺牲品，领土缩水至“不满五百里”，成为战国七雄中的最弱之国。在韩襄王、韩釐王的无能统治下，秦国通过伊阙之战、华阳之战和垣雍献地等军事行动获得韩国多处战略屏障，丧失政治自主权。韩桓惠王时期派遣水工郑国入秦，献策修筑郑国渠，企图消耗秦国国力，延缓秦国东出。然而此举使关中地区成为一片沃野，增强秦国的综合国力。随着上党、成皋、荥阳的丧失，韩国核心区域直接暴露在秦国兵锋下。公元前230年，秦将内史腾率军围攻韩都新郑，韩王安开城献降，秦国设置颍川郡，韩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