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部落灭夏之后，召开了“景亳之命”，得到了天下诸侯的拥护。但汤认为后人会以“代夏”为借口言其不仁，仲虺发表《仲虺之诰》，宣扬代夏乃是天命所归，解决了汤的顾虑。至此，建立了华夏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

国家长治久安是在建立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汤在与众大臣讨论商王朝制度架构时，吸取了夏王朝的“五服”制度的缺陷，建立了以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内外服制度，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控，提高商王的政治地位。除此之外，汤不仅重视农业的发展，还重视工商业的发展，积极开展与各诸侯国间的贸易，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弱化华夷观念，促进华夏族与夷族的融合；注重礼乐制度的建设，使用甲骨文，加强商王朝内部的文化认同；重视法治，制定法律；重视占卜，给王权蒙上了神秘色彩。这些制度和措施为商王朝的稳定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提供了借鉴。

公元前1588年，汤病逝，由于长子太丁早夭，且其子年幼，便由次子外丙继位（出土的甲骨文称卜丙）。他在贤相伊尹和仲虺的辅佐下，延续其父汤的治国方针：重视社会生产；继承并完善了内外服制度；推广了货币“朋贝”；形成了系统性的十进制；重视文化，发展礼乐；整顿军队，平定周边不服王化的方国与部落，扩大了商王朝的疆域。奈何天妒英才，在位仅三年，得病身亡，传位给其弟仲壬。虽然外丙在位时间较短，但他为商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力逐渐强盛。

继任者仲壬在右相伊尹的协助下，继续遵循汤的理念，关注百姓民生，减轻赋税，重视农业、工商业的发展（其他政绩无史料可拷）。但其仅在位四年，便病逝，传位给太丁之子太甲。

第四任商王太甲在继位之初，由四朝元老伊尹辅政。伊尹为了商王朝的政治稳定，撰写《肆命》、《伹后》、《伊训》等文章来劝诫他要遵循祖宗之法，争取做一位贤明的君主。在伊尹的监督下，太甲在执政初期的前两年，行为还算说的过去，但之后便开始胡作非为，一味享乐，不理朝政。伊尹在多次谏言无果后，采取了断然措施，将太甲放逐到其祖父“汤”墓附近的桐宫，让太甲反省，由自己涉政当国，史称“伊尹放太甲”。在为祖父守墓的过程中，太甲回想自己败坏祖宗基业的行为，感到懊恼不已。于是他一边打扫陵墓，一边读书，性格逐渐变得沉稳，伊尹见放逐太甲的目的已经达成，所以亲自到桐宫迎接，还政给他。

太甲二次继位，遵守祖父汤制定的路线，以身作则，推行德政，使得天下的诸侯方国重新归顺于商王朝，这让商王室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大大加强。伊尹为太甲的转变感到十分高兴，称其为明君。但执政的第十二年因病离世，传位于其子沃丁。

沃丁执政期间，依旧延续其父的思想，遵循祖制。他在伊尹去世后，以天子之礼安葬，用太宰（牛羊猪）祭祀，亲自守丧三年，报答伊尹为商朝的贡献。在伊尹之后，沃丁任用老臣咎单，咎单继续延续伊尹节用宽民的治国理念，撰写了文章《沃丁》来劝诫沃丁，为商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沃丁在位二十九年后去世，由其弟太庚继位。

由于太庚与其子小甲并无明确的一手史料，在各种有关商朝的古籍中也没有太多记载，只知道他们执政期间商朝相对稳定，故在此不过多赘述。

小甲的继任者是其弟雍己，他在位期间，荒废政事，昏庸无能，各诸侯方国的势力日趋膨胀，商王室的权力遭到削弱，导致“殷道衰，诸侯或不至”，至此商朝的国力逐渐衰落。

第九任商王太戊是雍己的弟弟，他即位之初，由于年少对政务不关心，直到在国都出现了“桑谷共生”事件。经过伊陟的劝诫，太戊勤于朝政，启用伊尹之子伊社陟和巫咸担任国相，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废除不合理的制度，提拔有能力的官员，为商王朝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由于太戊的励精图治，商王朝出现中兴的局面，各诸侯重新归顺商王室。

太戊在位七十五年后病逝，让位于而其子仲丁。在他执政期间，虽然迁都于嚣，打退了兰夷的入侵，但是商王朝由于各种社会原因再度衰落。在仲丁逝世之后，商王位置的空缺引起了王室内部的激烈竞争，屡次迁都也造成了商王朝政治局势的不稳定，该动乱历经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和阳甲九王，故称“九世之乱”。商朝在九世之乱期间，各诸侯方国纷纷不再朝贡，百姓生活艰苦，国家公信力达到了历史低点，因此需要继任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于是盘庚在哥哥阳甲死后成为了新一任的商王。

盘庚在位期间，面对九世之乱带来的后遗症，果断地采取措施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商王朝：出于中央集权、农业发展和军事的原因，盘庚决定迁都到殷，但在迁都的过程中，遭到了部分贵族的阻挠，盘庚发表了三篇文章来佐证迁都的必要性（史称《盘庚三篇》），最终成功迁都于殷。随后盘庚重新实施商汤时期的政治制度，推行德政，整顿吏治，减轻百姓的负担，使得商王朝的政治局面逐渐趋于稳定，让商王朝从衰落重新走繁荣，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和平的环境，为后来的“殷商文化”奠定了基础。但在其弟小辛的统治期间，大兴土木，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商王朝再次陷入衰落的危机之中。

小辛死后，商王小乙决心改变这一局面，他执政期间延续兄长盘庚的执政方略，重视文化建设，加强边境的军事力量，扩大了商王朝的版图，巩固了商王朝的统治。另外，商王小乙格外注重对儿子武丁的培养，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传授他治国之道，并派他到田野中感受民间疾苦，这为后来的“武丁中兴”奠定了基础。商王小乙在位十一年病逝，其子武丁接过王朝的复兴重担。

在其父小乙的培养下，武丁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复兴商王朝：

①任用贤能，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傅说，据说武丁即位后，日夜忧心国事，希望能找到一位贤能的辅佐大臣。一天晚上，武丁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贤人，相貌非凡，谈吐不凡，他觉得这位贤人一定能帮助他治理国家。醒来后，武丁对梦中的贤人记忆犹新，于是命令画工将梦中贤人的相貌画下来，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最终在傅岩（今山西平陆东）找到了傅说。傅说当时是一位从事版筑（筑墙）的奴隶，他虽然出身低微，但胸怀大志，对治国理政有着深刻的理解，当傅说被带到武丁面前时，武丁与他交谈后，发现傅说果然是一名贤者，于是拜他为相。这便是《孟子·告子上》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的渊源。在傅说、甘盘和祖已等人的辅佐下，武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商王朝的国力达到了鼎盛。

②军事扩张，商军依靠制式青铜武器先后了征服西北部的土方与鬼方、南部的荆楚地区、东部的夷方和西部的羌方，极大地巩固了商王朝的版图。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出现了有史实记载的第一位华夏女性将领——妇好，在其墓中出土了妇好鸮尊、妇好钺等文物，充分证明了她骁勇善战，屡建奇功，是“武丁中兴”不可或缺的人物。同时，她也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

③经济与文化，在这一时期朋贝的使用更加广泛，设立专门的市场管理人员进行商业监督，青铜器、陶瓷、玉器和纺织品的制造工艺大大提高；完善了甲骨文体系；注重礼仪和宗教。

在武丁执政期间，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故这一时期被称之为“武丁中兴”。祖庚和祖甲两位商王延续其父武丁的治国理念，建立并完善了“周祭”制度，使得商朝的祭祀活动更加规范化系统化，但在祖甲执政后期严峻刑罚，商王朝再次出现统治危机。

祖甲死后，其子廪辛和庚丁先后继位，他们执政期间虽然针对部分问题进行改革，反而使得商王朝的国力进一步下降，为后续的商朝统治埋下隐患。庚丁在位十一年后离世，其子武乙接手商王朝，通过各种举措努力稳定政局，发展生产力，增强军事力量，进行宗教改革使神权政治开始向王权政治转变，但武乙在周部落的问题上采取即拉拢又防范的策略，使得周部落逐渐成一个商王朝东部较为强大的方国，成为商王朝统治的一个威胁。

在随后的文丁和帝乙两位商王的统治下，虽然商王朝的国力有所恢复，但未能彻底解决商王朝内部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困境，同时对周部落的态度不明确，放任其坐大，为商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帝乙死后，商王朝迎来自己的末代君主帝辛，其在执政初期试图通过政治改革和军事扩张挽救国家衰落的局面，经过多次战役成功平定了东夷等不服王化的部落，将商王朝的版图拓展到江淮地区；注重农业生产和商品贸易；削弱传统贵族势力，启用平民和奴隶，减少人祭。但是帝辛只注重短期的利益，并没有进行长期规划，导致朝堂涌入大量阿谀奉承无才之人，严重扰乱了朝堂秩序，另外在军队中安置奴隶和战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军队规模和战斗力，但是没有考虑这些人是否忠心的问题，导致战时倒戈等情况的出现。他执政后期大兴土木，兴造宫室，滥用私刑，迫害忠臣良将，致使国内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

与此同时，周部落在文王姬昌的领导下，发展农业，推行“井田制”，鼓励垦荒，任用姜尚、闳夭、散宜生等人才，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剪除了商朝在东部的屏障，联络不满商王统治的其他诸侯，为后来的武王伐纣扫清障碍。但这些行动也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于是将文王姬昌囚禁于羑里，后来周文王在臣子的努力下才得以被释放。获释之后，文王更加积极准备伐纣，然而他在完成灭商大业的前夕逝世，武王姬发继承其父的遗志。公元前1046年，武王号召天下诸侯在牧野誓师灭商，发表著名的《牧誓》，在牧野打败商朝军队，最终帝辛在朝歌鹿台自焚。至此，历经17世31王，共计554年的商朝覆灭，周朝建立。

《尚书·牧誓》载：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商战于牧野，作《牧誓》。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