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缘生

1950年，当旧历牛年中魔都外滩海关大钟最后一次奏响威斯特敏斯特旋律的前一刻，一声清脆、悠长而又细柔的哭声，在西门外圣玛格丽特妇孺医院的一间产房内响起。随后，穿着白大褂负责接生的医生看了一眼护士怀中用产房特有的白色包被裹着的新生儿，微笑着对产妇用英文说：“Congratulations, you gave birth to a little princess.（恭喜你，是位小公主）”

刚从分娩的剧痛中缓过来的产妇，把目光从护士怀中的孩子身上转向医生，微笑着用那标准而带有教会修女特有口音的英语温柔地回应道：“Thank you for taking my little princess under your careful care, and I hope that all of you will be healthy and safe in the future!（感谢你们，在你们的细心呵护下接来了我的小公主，希望以后你们所有人都能够健康平安！）”

听着产妇标准的英语回答，医生愣住了。在这家已经成立了七十多年的美国医院里，威廉医生已经服务了十多年。十多年来，接生了上百位婴儿，但是为一位穿着大军军装、由警卫员护送来的红色女干部接生，还的的确确是第一次。现在，这位看起来很有地位的大军女干部竟然用流利而动听的英语向他道谢，他惊讶地张大了嘴，许久回不过神来。

过了好一会，他才收回惊讶，跟产妇说：“I'm sorry, but I have to warn you that you have been undernourished for a long time and your physique is very poor.It is a miracle that you can give birth to a healthy baby. From today onwards, you must guarantee the impact in order for you and your little princess to live healthily。（很抱歉，我不得不警告你，你的营养长期不足，体质很差，能顺利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简直是个奇迹。从今天起，你必须保证营养，才能使你和你的小公主健康地生活。）”

产妇刚要回答，门外传来很大的嘈杂声。医生转头对护士吩咐道：“It should be that the anxious family members can't wait, please go and open the door, let them in.（应该是心急的家属等不及了，你去开门让他们进来吧）。”随着手术室门的打开，冲进来一位满脸紧张、急促的男人，中等身材，穿着黄呢军装，刀削般轮廓分明的脸上，有着一道明显的伤疤，跟他尚还年轻的脸庞很不协调。

仍然还疲惫无力的产妇笑着对着医生说：“I'm sorry, but this is my husband, the anxious family member you said. He had been waiting for this time for almost five years.（对不起，这位是我丈夫，他就是您说的心急的家属。他等这一天等了差不多五年了。）”

医生无所谓地摊摊双手，做个鬼脸，然后转身向外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大声说：“Treat your wife well, she needs nourishment.（好好待你的太太，她需要营养。）”

听到妻子的翻译，男人笑了。马上，他又转向到一边的婴儿台，盯着还闭着双眼的婴儿喃喃地说：“好孩子，爸爸等了你五年了！”当护士从对这位毛手毛脚冲入产房的大军高级军官的战战兢兢中醒悟过来，告诉他是个女儿时，他兴奋地跳了起来，用浑厚颤抖的声音说道：“女儿！我最想要的就是女儿！一个未来的穆桂英！”

男人叫王哲成，是大军东部野战军的一位副军长。半年前带兵随东野大部队打下了魔都，跟随东野司令员一起，没有随着部队继续南下，而是留了下来。在履行市政府职能的魔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担任要职。

产妇名为朱琴怡，也是大军的一位干部。和丈夫不同，她是个土生土长的魔都姑娘。十多年前抗战爆发后弃学从军，投身红都。她身世显赫，是魔都最有名的德昌洋行大班的独生女，从小学开始就在教会女校就读，投奔红都前在魔都圣约翰大学就读教育系，她那一口由教会修女长期传授熏陶而成的英语是从小练成的。

五年前，朱琴怡从红都调派到北平军事调停处下属的一个小组，在红都代表团里任翻译，时常和三方代表一起前往停战前线去视察调停。就在那时候，在前线遇到了师长王哲成，王一眼就被这个长相甜美，举止优雅，被宽大的军装裹着的纤弱身段，脸上有着一对深深的酒窝，带着一口浓重魔都口音的年轻女干部迷住了。面对来自这个曾经的放牛娃纯净、真挚而炙热的内心表白，朱琴怡也很快就陷落了。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婚后没几天，因内战爆发而不得已各奔东西。王哲成随着东野转战在苏鲁皖一带，朱琴怡则留在晋冀鲁豫边区，一直到淮海战役结束，准备渡江战役前，朱琴怡才被派到前线，准备渡江占领金陵后处理那些涉侨事件。也在那时候，和前线的王哲成团聚了。几个月后又发生了英国驱逐舰炮击事件，她又马上被调去参加处理善后，一直到大军进入魔都，他们俩才都留了下来。等女儿来到世上等到了第五个年头，就是从停战前线的初逢开始算起的。

“你给我们女儿起个名字吧。”女人虽然依然疲惫，但还是对着左顾右盼，被初为人父的喜悦激动得得手足无措的丈夫说。

“我想好了，起单名，就叫辛潞吧，我们这一路走来，大起大落，从被老蒋追着打对换角色，变成追着老蒋打。三年不短了，但三年夺取一个政权，还是太快、太不可思议了。这条路，走得太顺了。是女孩，路字再加三点水，叫辛潞。辛是我的本家姓氏。

“辛潞，好！就叫辛潞！又响亮又可爱。”朱一口同意。

就在辛潞不到一周岁时，半岛战争爆发了。王哲成、朱琴怡被重新召回部队，王哲成仍然带兵打仗，朱琴怡则在志司担任情报参谋，负责监听敌方无线电。

王哲成从小是个孤儿，在地主家放牛，成立中央苏区时，他加入了儿童团。主力部队开始长征时，一部分部队留在了苏区罗霄山上打游击。王哲成就在那时正式参军上了罗霄山，成了个娃娃兵。那年，他16岁。

朱琴怡自从参加抗战去了红都，年迈的父母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对魔都再也没有丝毫留恋，回到了老家广东，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去了英国，从此就没有了音信。

由于父母双方都没有亲人抚养，不到一岁的辛潞被送进了军管会保育院，在那里和一大群差不多情况，父母都离开魔都去了前线的孩子们结伴生活。等半岛停战，再回到父母身边时，辛潞已经三周岁了。

回到魔都后，王哲成进了东方局机关，主管华东六省一市的工业。而朱琴怡则进了市政府外事处，负责处理侨民和留下来的西方留驻机构的事务。上级分配给他们一套位于复兴中路和淮海中路之间的弄堂深处，带有花园、草地的洋房。这所洋房是解放前一个外国人留下的，解放时逃到国外，变成无主房产，由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征用后统一管理分配的。

随着搬进新居，这个家又迎来了第四位成员：一位从苏北孤身逃到魔都，曾经在一个大资本家家里帮佣做过娘姨的阿姨。临解放，资本家全家逃往港城。本来东家想带着阿姨一起走的，但阿姨惦记乡下的父母，怕去了港城以后不能回来见面而留了下来。解放后军管会登记招收那些历史清白的社会闲散妇女，分派到各个干部家庭当服务员，阿姨也因此进了军管会管理的佣工行列。以前在一个部队军官家帮佣，军官调离魔都后，就由军管会再次分配到王家。阿姨没有孩子，看着活泼可爱，满身洒满阳光的辛潞，爱怜得就跟自己女儿一样。因为经常需要跑华东六省，王哲成经常不在家。朱琴怡也早出晚归，还经常被京都调去帮忙，这个家经常住着的，就是阿姨和辛潞二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小辛潞上床，阿姨都会坐在床头，给辛潞讲一段故事。阿姨不识字，从来看不懂小说。她的故事来源，都来自于逃到魔都后，在资本家家里的收音机里听来的。说起来好笑，这位富豪家主非常喜欢评话，收音机里的长篇评话，他是一期不落，还常常反复收听。收音机开着，整个楼里就充满了那引人入胜的精彩故事。一边收拾打扫房间，或帮厨捡菜的阿姨，逐渐被这些故事吸引，一边就竖起耳朵听起来。讲到精彩处，阿姨也会出神，停下手中的活。家主偶尔看到，也不怪罪，因为他自己也被深深吸引，他能理解。得意处还少不了给阿姨学上几句。几年下来，什么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说唐、七侠五义、英烈传等，都听了个遍。一个从未见过世面的乡下村妇，这些故事仿佛填满了她单纯的心灵，在她清白的记忆中深深扎下了根，也因此把这些故事牢牢记在心中。在辛潞面前，她毫无困难地一一还原出来。学龄前的孩子，本来感兴趣的应该是猫猫狗狗这些幼稚的童话，很难理解这些成人才能理解的历史故事。刚开始，这些对小孩子显得枯燥的故事催眠作用很强，每每讲不到十分钟小辛潞就沉沉睡了过去。然而时间一长，辛潞对那些帝王将越来越熟悉，听的时间越来越久，精彩处甚至还追着不放。阿姨也夹带着自己的体会，对故事中宣扬的仁义道德、忠孝节勇一一强调加注。朱琴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感到十分吃惊。

朱琴怡的母亲是一位知性而坚毅的传统女性，仿佛是从古籍中走出的大家闺秀，一身礼教之气，严谨而不失温婉。在她的精心雕琢下，朱琴怡自小便被包裹在了一层又一层的“规矩”之中，这些规矩如同细密的针脚，一针一线地编织出了她心中那幅完整的儒家传统画卷。

然而，到了学龄，命运又将这位豪门小姐推入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天主教教会学校。那里，是西学文化的大海，孩子们被当作未来的西方贵族来精心培养。三十年代的魔都法租界，教会女校就像一座清冷封闭的修道院，严酷无情，保守冷漠，与中国封建礼教的苛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正是这样的环境，让朱琴怡在中西文化激流的交替冲击中，如同一块璞玉，经历了打磨与雕琢，最终绽放出独特的色彩。

参加革命后的风雨洗礼，更是让她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在红色队伍中的十几年，她见证了太多的理想与信仰，牺牲与奉献，民族大义与社会责任，这些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地刻在了她的心上。而圣约翰大学的现代教育学知识，则如同为她插上了翅膀，让她在教育孩子的天空中翱翔得更加自如。

对于自己的女儿，朱琴怡有着一套清晰而坚定的理念。她深知，作为父母，给予孩子最宝贵的礼物，莫过于那足够完美的教养和健康的思想体系。这不仅是对子女成长的负责，更是对他们未来人生的期许。因此，她像一位匠心独运的园艺师，用心地浇灌、修剪，只为让女儿那朵花，在阳光雨露下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

这样的妈妈，仿佛是一位跨越时空的智者，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严谨与自由、传统和理想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致力于培养她成为一个兼具传统美德和现代革命素养的优秀人才。

朱琴怡虽然经常不在家，对辛潞的教育却非常严格。辛潞从八岁起就要求自己洗手帕袜子。她的理念很直接：必须养成自己对自己的责任心，不能懒、不能脏、也不能将就。然而，对辛潞心理情操上的成长，她还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阿姨通过讲故事借古喻理，无意中给辛潞幼小心灵灌输传统道德的模式，使她豁然开朗。

此后，只要朱琴怡在家，每晚必陪辛潞入睡，睡前也给辛潞讲个故事，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辛潞小学高年级能自己看书为止。她讲的故事很多是西方的名人，更多的是西方名著中抽出来的片段，从马克吐温、格林到安徒生，这些西方文学，又给辛潞打开了放眼世界的另一扇窗。除了听故事，朱琴怡还要求辛潞概述前一晚讲的内容。学教育专业的她知道，这是培育孩子的理解、思维和语言能力。建立严密的基本思维逻辑，领悟语文叙述中的含义，用自己的语言逻辑来准确叙述心中的想法，是人生最重要的基本能力之一。辛潞此后一生中无论英文中文，都极为精美流畅，就是在一个个故事的复述中打下的基础。

辛潞对听故事入了迷，当她缠着王哲成要他也讲个故事时，他兴致冲冲地加入进来。不过，他给辛路讲故事一般不会在临睡前，而常常是是正襟危坐，面对面很严肃地给辛潞讲起他曾经的血与火，还经常忍不住站起来走到窗前，眺望着远方，慢慢地语态沉重地回忆起他那些逝去的战友。这些都不是编篡的故事而是真实的经历。讲到他自己的生死劫难，他还会撸起袖子给辛潞看那些深深的褐红色伤疤。那些残酷的场面和揪心的结局，使辛潞经常听得眼泪汪汪。讲完后，爸爸会慈爱地抚着她的小脑袋说：“爸爸现在做的事，就是替些牺牲的叔叔们完成他们留下的遗愿。”

辛潞对音乐有着天赋的灵感。五岁的一天，托儿所老师随手在钢琴上弹了一个短曲，辛潞听完一遍后竟然能毫无差错地哼了出来。热心的老师对此极为震撼，带着她来到少年宫。在少年宫里，几位专业老师一致认为这个孩子有着很高的潜在音乐天赋，决定把她收入少儿钢琴班，由老师教授钢琴弹奏。少年宫老师按约定时间来到辛潞家，见到了特地请假在家等候的朱琴怡，把少年宫的意见告诉家长，征求家长意见。一听老师介绍，朱琴怡一口同意，并马上就决定为辛潞购置一架钢琴。在当时，一架钢琴的价格，比一个家庭一年的生活费还高。买办家庭出身，从小就学习钢琴的朱琴怡却毫不犹豫就决定了。听了妻子的决定，王哲成也一口赞成。对这个乖巧伶俐的女儿，王哲成有着无尽的宠爱。

于是，从辛潞五岁时起，这条深深的弄堂里一栋小楼的二楼窗户，经常在晚饭后飘出悠扬的钢琴声。懂得幼儿心理学的朱琴怡知道，孩子的兴趣一般很难持久，过了新鲜期就会对需要长期坚持的冗长枯燥练习失去耐心。很多孩子的兴趣最后都半途而废。使孩子把兴趣最后固化成习惯和需要，从而从中不断获得进步的乐趣，才能最后从兴趣发展为专长爱好。只要有空，朱琴怡也会陪着女儿一起练琴，还经常和她讲那些钢琴大师们的故事，有时候还和女儿一起弹奏四手联奏。本来很枯燥的练琴，在妈妈的陪伴和教导下，辛潞一点不像大多数孩子那样感到乏味，对练习的兴趣越来越稳定、自觉，当然，进展也越来越顺利。几年后，一天不弹琴，她似乎就觉得缺了什么。她慢慢体会到音乐是一种用文字无法叙述的语言，她能用琴声来诉说自己的心声，在音乐中放飞自己的心灵。

辛潞听妈妈讲的众多音乐家的故事中，最喜欢的就是贝多芬。奇特的是这位很多著名交响乐的作曲音乐大师竟然是个聋子。

“耳朵听不见，他又怎么知道自己写出来的乐曲好不好听呢？”

“用心去听。”朱琴怡很耐心地跟女儿解释。

“心怎么听得见呢？我捂住耳朵怎么什么都听不见？”从小就喜欢追根问底的辛潞抓住不放。

“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当一个疯狂迷恋于音乐的人聋了，听不到声音以后，他会集中一切意识去感受周围的动静，用心听的潜能就硬被逼出来了。你不能用心去听闻音乐，因为你还达不到音乐大师的高度。”对这个问题，朱琴怡也从小就一直在思考。而“人的潜力是无限的”这一理念，由此深深扎入了辛潞的意识中。很多年后，她在绝境中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的同时，还帮助引导一群小弟弟妹妹们突破世俗之见，一举改变了各自的命运。

教养又分为礼教和文教。礼教的入手是孟子提倡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谦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这是作为一个知书达理的华夏知识精英意识深处必须具备的本心。恻隐之心是仁慈的初端，是善良的根本；羞恶之心是知耻的初端，唯有知耻才能不断严以律己，修正自己的错误；谦让之心是礼度的初端，以礼待人是体现良好教养必不可缺的；是非之心是智慧的初端，明辨是非是读书人的立身之本。朱琴怡人虽不在家，和幼儿园、学校老师的电话联系一点不少。总是要求老师凡事不仅不可偏向自己的女儿，还有意要给她一点小小的委屈。一个从来没有受过委屈的孩子，心智反而不正常。同时，要求老师一定在灌输是非正义的同时，不要忽略了教会孩子妥协。妥协、委婉、谦让、容忍是构建一个务实、理性、坚强心灵的基本组成。得理不让人不是个好习惯，更不能有任何自以为得理就居高凌下的优越感。从小到大，由于具备了善良、谦让、律己、知性的良好品格，长大后无论到哪里，辛潞都能很快就融入周围群体，受到尊重并实现存在的个人价值。

教她的老师会从心底里喜欢这个善解人意、严于律己的小姑娘，每当遇到困难或需要帮助时，辛潞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她的存在为班级带来了更多的团结与温暖。同学会因为她的真诚、和蔼、谦让和热情自然而然地喜欢和她接近，把她当成知己，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工作的同事们会发现，与辛潞共事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在合作中感受到愉悦和支持。她的宽容大度和亲和力使得团队氛围更加融洽，促进了工作的顺利开展。上司更因她的诚信、敬业、聪慧、积极主动而接纳她、信任她、体谅她、倚重她，和她和谐相处，成为领导眼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文教对于一个女孩来说，除了文化学习，一定要具备音乐、绘画、舞蹈的基本素养。这是人类除了文字语言外的另外三种语言，用以表达交流情感、思维和内心深处的意识。有很多情感和意识，是言语文字无法表达无法渲染的。唯有音乐、舞蹈和图画可以深刻地表达出来。即使不会演奏，不会跳舞，不会画画也要学会欣赏。

偏偏辛潞天资聪颖，不仅钢琴学得快，画画、舞蹈也在少年宫取得了老师的青睐，先后参加了美术班和舞蹈队。每当学校举办文艺演出，一出钢琴独奏、一段独舞是大受欢迎的节目。

六十年代，中国大陆遭受了连年的灾难。菜场里供应的各种副食品越来越少。凭票供应的豆蛋鱼肉数量也越来越少。王朱二人都是高级干部，按照当时的规定，发下的特供卡可以到市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指定的内部商店去购买副食品，不仅量多，质量还好。可是夫妻二人毫不犹豫地把两张卡上交各自的组织，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他们一直都和部队基层同吃同住，从不享受什么特殊。现在国家遇到困难，当然也不能去享用什么特权。只是看着面黄肌瘦的女儿，夫妻二人深感无奈、内疚。会偶尔从机关食堂里省下不多的鱼、肉舍不得吃，带回来给女儿聊为补充。

有一天，突然有位邮递员送了个大大的包裹上门，邮递单据上写着一连串英文，写着的寄出地址赫然是英国。辛潞和阿姨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邮包都感到困惑，也不敢动。朱琴怡回家看到，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颤抖的双手迟迟不敢触摸那个包装精致、上面盖着海关进口通关大印的大纸盒子。呆持了一会，便冲入自己卧室，重重把门关上。靠在门背上。她再也忍不住，泪水同泉涌般喷洒而出，嘴中喃喃低声呼唤：“爹地，妈咪！”。晚上，盒子被回来的爸爸打开。里面是满满四大盒猪油。爸爸顿时明白了，微微抬头望着天花板，呐呐地低声自语道：“爸爸，妈妈，女婿在这里多谢了！”

这位跨过刀山火海，心如磐石般坚定的硬汉，一生从未感受过来自父辈的关爱。尽管各属不同的阵营，但毕竟是自己伦理上的长辈，他渴望被关怀，渴望有人听自己叫一声爸爸妈妈。

晚上，二人躺在床上时，王哲成不解地问道：“爹爹姆妈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地址的？”

沉思了一会儿，朱琴怡答道：“一定是叶琳娜那个小中生（魔都话，畜牲，有爱溺的意思）。她是我从小到大最要好的同学，爹地还一直想收她为过房女儿。解放前跟丈夫一起去了港城，后来又去了英国。他父亲不愿走，留了下来，成为统战对象，公私合营中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去年，她留在魔都的父亲病逝，她回来奔丧。组织上得知我和她家的关系，特地安排我去参加丧礼，见到了她。她跟我要了地址电话，离魔都前还来我们家看过我。一定是她，把地址给了爹地。你不要疑神疑鬼的，我这都跟组织说清楚的，给她地址组织是知道的。”

“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是想，要不要回封信感谢一下？如果不方便以我们的名义，就让小潞写。她外公要是知道有这么个小精灵一样可爱的外孙女，一定乐得合不拢嘴。”

“还是算了吧，要开始四清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买办资产阶级这个家庭出身，使朱琴怡习惯了政治上的谨小慎微。

因为这个决定，朱琴怡一直到离世，都一直在后悔。文革结束后，再联系到叶琳娜时得知，老两口早就在六十年代末相继去世。直至去世，二位老人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多么优秀、多么令人爱怜的外孙女。

和朱琴怡不同，王哲成心目中，他的女儿将来应该是革命队伍中的穆桂英。随时能听从党和国家召唤，持枪从戎，和他一样去驰骋疆场的。毕竟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国都是处于强敌环伺的亚战争状态中的。居安思危，枕戈达旦是当时几乎所有经历过和帝国主义反动派浴血战斗的革命者必须面对的现实。为了切实地做好这个准备，在灾情稍有好转后的一个暑假，他就把辛潞送到一个曾经担任团长的下属所管辖的军马场，去学习骑马、射击。从循规蹈矩的大城市来到一望无际的高原上，在大漠孤烟直、草原辽无痕的塞外，辛潞兴奋得发疯。她在厚厚的草甸上拼命奔跑，对着蓝天白云大声高歌，仿佛要把都市所有的沉闷和约束都抛个一干二净。饲养员牵来了一匹比较温顺的老马，教她怎么上马，在马背上怎么控制平衡，怎么随着马匹奔跑控制自己的身法。从最初的生疏到后来的熟练，从屁股被颠得剧痛到不再难受，她学会了如何与马儿建立情感，如何和马匹融为一体，如何在马背上如疾风般自由驰骋。一个多月的马背生活，让她的肌肤被阳光亲吻得黑亮黑亮的，也让她的心灵被草原的辽阔与自由冲刷得通透通透的，所有的烦恼都一扫而空。当她骑着体格健壮的温血马，甚至充满挑战的热血烈马，在草原上肆意奔跑时，那份英姿飒爽、风驰电掣，仿佛就成了王哲成心中那个英勇无畏的小穆桂英。

暑假结束，当她带着满脸风霜与坚韧、皮肤黝黑地站在父母面前双手递上一张靶心圈内一片密密麻麻弹孔的靶纸，骄傲地扬起小脸说：“给！这是我最后一次射击测验后连长特地留给我的。”王哲成的眼眶湿润了。他看着女儿，就像看着一件自己亲手雕琢的艺术品，那份满意与自豪，溢于言表。而朱琴怡，则是满心的心疼与不舍，她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纤细却结实的胳膊看上看下。“妈妈，别担心，草原上天天都有牛羊肉，管饱。我过足了瘾，把这几年缺的油水都补回来了。”

从十二岁开始，妈妈就要求辛潞每星期日做一天家务，让阿姨休息一天。这天，辛潞要去菜场买菜、收拾房间、做饭。下午，她要把一周中她换洗的衣服全部洗掉。在厨房里，她跟着阿姨学做淮扬菜，那些精致的菜肴，不仅承载了世家的风味，更凝聚了阿姨对她的深深关爱。每当她站在灶台前，阿姨总是慈爱地站在她身后，耐心地指导着。对于阿姨而言，那日的休憩时光，似乎更多地成为精心的传授。当年，阿姨在资本家府邸中做娘姨，厨房掌勺的是位从大饭店请来的大厨师，被阿姨的聪慧、好学与不幸身世所打动，亲自传授她正宗淮扬菜的烹饪技艺。几年中聪明伶俐的她差不多把那位大厨的全部手艺悉数掌握。得知王哲成家中有位厨艺高手，爸爸妈妈的同事纷纷前来家中打牙祭聚餐，他们总会对阿姨的手艺赞不绝口。见多识广的他们一致认为，阿姨所做的淮扬菜肴，与魔都顶级的和平、锦江、国际饭店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还能做出一些饭店菜单上都没有的佳肴。在阿姨的精心培育下，辛潞的厨艺日益精进，逐渐崭露头角。有一年阿姨回乡探望父母，整个春节期间，辛潞独自承担起了下厨的重任。无论是盛大的战友聚会，还是温馨的三口之家便饭，她都做得游刃有余，色香味俱佳。爸爸妈妈对她赞不绝口，而那些来家里蹭饭的战友们，更是对她的厨艺拍案叫绝，表示一点不比他们在国宾馆吃过的那些珍馐美味差。

辛潞的成长，如同草原上的格桑花，经历了风雨的洗礼，绽放得更加绚烂。

1965年辛潞从市二女中初中考入高中时，已经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家闺秀。不仅入了团，担任了学生会干部，学习成绩还每学期都名列前茅。从1965年开始，市二女中被列为全市教育改革的试点之一，还特地调来个有教改理念和丰富经验的校长。学校鼓励学生除了课堂教育外，发展第二兴趣，提供充分的客观条件，让学生去挖掘、萌发各自的天赋潜力。

朱琴怡对女儿的学业从不多加干涉，却对她的兴趣爱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她不遗余力地采用各种方式去发掘、扶持，并鼓励女儿勇敢地放开自己的各种猜想和假设，敢于顺着好奇去挑战未知，为自己树立远大的目标，拓宽认知的领域。在朱琴怡的教育理念中，学习的最大动力源自于个人内心，兴趣、天赋以及老师的悉心指导，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成才的关键要素。

她坚信，只要对一门知识充满热爱，就无需担忧是否足够努力或能否持之以恒。因为兴趣本身就是一股源源不断的动力。而天赋，则决定了个人能够达到的成就高度。在知识的海洋中航行，并非仅仅依靠勤奋和努力就能抵达彼岸。相反，当一个人沉浸在自己深爱的领域中时，那些外人眼中的艰辛与付出，对她而言只是自然而然的投入，是享受，是如鱼得水般的自由和满足。

相反，若缺乏兴趣的支撑，无论出于何种理念或目标的驱使，努力都会变得痛苦而沉重，成为一种无奈的负担。辛潞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她自幼便对数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在那些精确的数字演变和巧妙的各种殊途同归的题目解答中，她看到了推演的无穷变化与可能；在一串串字符与关系之间，她发现了因果与推理的奥秘。她仿佛被一种无形的魔力吸引，对这些关系的演变、推导、论证以及它们背后的严密得天衣无缝的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思考。

她沉浸在这一过程中，享受着每一次解惑后的豁然开朗，以及推导论证时环环相扣、严密慎微的思维乐趣。正是这样近乎忘我的热爱与投入，使她在短短一年内便自学完成了整个高中的数学课程。而从下学期后期开始，她便勇敢地踏进了微积分的殿堂。

这一年，在魔都之春百花奖群众大赛中，她获得全市钢琴独奏二等奖。

当一切都向着似乎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高一年级即将结束的这个夏季，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很快，全市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随着广播里传来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的消息，魔都的大街小巷也掀起了这股运动的狂潮。一些历史悠久、经营较为敏感的商铺，如第一西比利亚皮草店、凯司令西餐馆、培罗蒙服装店等，纷纷成为了“革命行动”的目标。男人不敢穿西装，女人不敢着旗袍，甚至穿着样式稍微时髦一些的皮鞋，都有可能被强迫脱下，光着脚走回家。南京路上，一群群佩戴着红袖章的学生四处游荡，不断寻找着那些带有“四旧”色彩的目标进行批判、打砸、用红漆涂抹店招牌。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穿一身军装成为了最为时髦的象征。王哲成曾经的警卫员，如今已是卫戍区的副司令，他特意派人给从小看着长大的辛潞送来了几套军装，其中一套还保留着领章和帽徽。他告诉辛潞，只要她愿意，秋季征兵时就可以特招参军，无需经过政审和体检。然而，辛潞从小就从妈妈那里得到了一个深刻的告诫：“不能靠别人的特殊照顾，不做普通人无法做到的事。”她认定，即便是当兵入伍保家卫国，也要和普通人一样堂堂正正，不能搞特殊化。

从文革开始，辛潞的身上就从未离开过军装。但实际上，她最喜欢的还是妈妈当年参加军调小组和解放魔都时所穿过的那两套土黄粗布军装。这些军装与大军正规军的军装有所不同，军帽的前方带有上下两颗纽扣，样式颇似老八路的军帽。胸前除了大军的铭牌外，左臂上还有一块白底蓝字的臂章，上面写着“军管会”的字样。与军调小组的军装唯一不同的是臂章上的文字，那里写着“军事调停”。

只有在去京都广场接受接见时，辛潞才会穿上这一身珍贵的旧军装。那一天，她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周围的红卫兵们纷纷投来惊讶和羡慕的目光，以为她穿的是只有在电影中才能见到的、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的老八路军装

转眼到了八月下旬，辛潞在学校担任红卫兵总部组织委员，负责红卫兵家庭成分的调查和取证。红卫兵必须保持家庭出身的纯洁，非工人、贫雇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这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绝对不可加入。

这天的傍晚，有人来通知辛潞，她家里来电话要求她即刻返家。在此之前，她已有近十日未归，心中对家中情况充满疑惑。简单交代后，她立刻骑上自行车，向一公里外的家疾驰而去。

家中灯火通明，大门大敞，人声鼎沸，似乎有许多人在忙碌。

辛潞踏入家门，只见一大群左臂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与一些身份不明的成年人频繁进出，屋内不时传来玻璃瓷器碎裂的声响。

踏进满屋狼藉的家里，就有个红卫兵迎了上来，神气活现地说：“我们是魔都零陵中学红卫兵，来你们家抄家，勒令你把你父母有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件和封资修的东西都交出来。”

“搞错了吧？！凭什么抄我家？我们家又不是地主资本家。”辛潞不解道。

“你父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父亲已经被捕，关进了秦城。比资本家还坏，还应该被抄家。”有个不知什么身份的中年男人插了进来。

接着，他又恶狠狠说道“我以东方局机关革命小组的名义通知你，王哲成参与贺、罗组织的兵变，已经被捕了。证据确凿，是伟大的林帅批准的。铁案！”

就似一声晴天霹雳，辛潞被击傻了，站在墙角一声不吭，过了一会，眼泪如成串的珠子掉了下来。

突然，她猛然抬头问：“妈妈呢？我妈妈到哪里去了？”

“你妈妈？她是帝国主义潜伏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特务。”

“胡说！妈妈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周伯伯身边工作，怎么会是特务？”辛潞打断道。

“好啦！不要编故事了，还说什么周伯伯，你去问问，周伯伯认不认识你妈妈？”

辛潞被噎住了。总周伯伯认不认识妈妈，她怎么去求证啊？

“不！有照片，我妈妈和周伯伯在延安拍过照片，不止一张，我有！”

“周伯伯还和老蒋拍过照呢！”

一连串蛮不讲理的揶揄，辛潞意识到家中已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而她自己也难以幸免。只是，让她怎么都想象不到的是这次遇到的麻烦有多大，多难捱，多深远。也正是这次人生中最大的麻烦，最后把她送上一条独行的命运之路。

机关革命小组将她的家贴上封条，她能带走的仅有一床棉被、一个装有换洗衣物的小箱子，以及一盏破旧的马灯。连她上学的课本和笔记本都被封存，指控她可能参与了父母的“反革命阴谋”。对于这盏被革命派和红卫兵不屑一顾的近乎废品的马灯，辛潞却视若珍宝。在他们离开后，她还从周围的草地上捡起了一堆忘记被焚烧的外文书，这些都是母亲多年来喜爱的原版小说。

夜深了，在昏暗的灯光下，辛潞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捧着这盏马灯，流着眼泪慢慢的、仔细地用手抚摸着灯上每个部位，努力使自己颤抖着的心平静下来。这盏灯，是当年罗霄山打游击时游击队用的。老首长牺牲后，马灯转到王哲成手里，后来就一直跟着他。在这盏灯下，王哲成完成了脱盲，也是这盏灯，他无数次提着照亮挂在墙上的地图，指挥着一场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半岛战争中，志愿军已经有了更亮的汽灯，他还是习惯于在这盏灯下思考、谋划。王哲成告诉女儿，灯是他的伙计，他打仗少不了这个老伙计。

这是间洋房特有的专门用来停放汽车的汽车间，没有窗户，一端是一排折叠开闭，供汽车进出的大木门。里面一角有个从前便于清洗汽车用的水龙头和一个方形水池。没有厕所，也没地方做饭。革命小组的那个人冲着她吼道：“你这种资产阶级小姐哪里能知道，就算这个汽车间，也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想都想不来的。”辛潞并不是资产阶级小姐。然而也知道这是实话。她有一些住在棚户里的同学，的确是连汽车间都不如。至少家里没有水龙头，用水要去“给水站”用桶拎回来。这种棚户区的给水站一直到三十年后的城市大拆迁中才消失。

隔壁住的是个“国家级统战人士”，被中央严密保护没有受到冲击。他家的老夫人和辛潞一家很熟。下午，原本宁静祥和的弄堂里，突然传来的那一阵阵强烈的嘈杂声，令她感到猝不及防。她隔着篱笆目睹了辛潞家被一群人强行闯入，随后家中一片狼藉，遭受了灭顶之灾。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惊骇得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辛潞被无情地扫地出门，连最基本的餐具和炊具都被剥夺，她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同情与心疼。呆站在那里一直等造反派走后，才给辛潞送来了一张折叠床、一个竹壳热水瓶、两个搪瓷碗。把坐在水泥地上的辛潞扶着站起来，抹去她脸上的泪水，跟她说：“好孩子，要坚强点，好好活下去。你活着，就能等你爸爸妈妈回来。我们都知道，他们都不是坏人。”

第二天，她回到了学校，默默把自己的红袖章折叠好放在桌子上，低头对着高年级的女司令说：“我不再是红五类，没有资格再当红卫兵了。履行我最后一次职责，把我自己开除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司令部。走到门口，背后传来了低声的猛喝：“你以为只有你家吗？我爸爸几天前也被抓走了。但我们是红卫兵，父母怎么样我管不了，我们保卫伟大领袖的神圣职责谁也不能剥夺。红卫兵的忠诚，不需要什么人批准。”

红袖章又重新戴回了辛潞的左臂。但是，欢乐、激情、自信和优越感再也不存在了。从那时候起，辛潞仍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学校里，积极参加文革的各项活动。

随着一月革命的展开，运动主流从学校转移到社会，学校里的红卫兵组织慢慢淡化，重组成了一个个革命组织。辛潞什么组织都没有参加，变成了“逍遥派”。市二女中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子女集中的学校，所以学生中由显贵跌落为贱民的也特别多。从前趾高气扬、专横跋扈的嚣张女，一个个都垂头丧气、谨小慎微起来。虽然文革前辛潞的父母职务地位比绝大多数同学家长都高得多，但父母严格的教养下，她从未有过什么特殊优越感，也从不和同学比父母比家世。然而，辛潞明显地感觉到，自爸爸妈妈出事后，她背后鄙视、嘲讽、幸灾乐祸的眼光多了起来。从前奉承、谄媚的讨好也不再出现了。尽管她一直对此很反感，但陡然的变脸，使她感到寒心。从此，她原本开朗、单纯、宽厚的心灵上，支撑起一层硬壳，把自己包起来的同时，也把世事一股脑儿挡在外面。社会上对辛潞的歧视也慢慢显现出来。1967年夏参加学工，学校根本没有通知辛潞，因为学工的运输公司搬运的货物可能涉及一些敏感产品。1968年第一批下乡去生产建设兵团，辛潞连报名登记的资格都没有。回自己的汽车间时，里弄里的治保委员还有几次跟进来，对家徒四壁的汽车间仔细查看了一遍又一遍。那幢洋房的封条早就被撕掉了，抢搬进来了几家造反派，占据了所有能住人的部分，原来封存的家什物品也不翼而飞了。有一次，她甚至看到一个革命派头头的老婆，身上穿着她妈妈的一件闪着银光覆盖着一撮撮长长的莫罕毛的毛衣。她记得，那是妈妈的闺蜜叶琳娜回魔都时从英国带来送给她妈妈的礼物。这种用非常罕见的叙利亚山羊毛纺制的英国蜜蜂牌毛衣，在欧洲是昂贵的奢侈品，整个中国都不会有几件的。辛潞最喜爱的钢琴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抬走了，抬到哪里却无人知晓。

在家中遭遇变故后的漫长两年多时光里，她每日清晨依旧骑车前往学校。身为一名学生，她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无论是否要上课，学校都成了她潜意识中必须前往的地方。在那里，她或许能暂时忘却心中的伤痛，找到一丝寄托。

而当夜幕降临，万籁俱寂之时，她便回到了那个冷清的汽车间。她蜷缩在那张小小的折叠床上，翻开着妈妈留下的那些原版小说。那些依稀散发的书香，承载着妈妈曾经的温度，让她感到些许温暖。她沉浸在那些或悲伤或欢喜的故事中，让孤独的心灵得到了一丝慰藉。

爸爸妈妈被抓走后，造反派停发了他们的工资，每个月她都要去康平路东方局下属的一个办事处领取16元生活费，另外还要在一张45元的房租支付单上签字。对此她很不理解，我一个汽车间要那么贵吗？“你有汽车间住是革命群众对你的照顾，要不签你就搬出去！”她知道，这45元是整栋别墅的租金，她每个月都在为那些抢搬进来的造反派支付房租，但她不签又能怎么样呢？

1968年底，事先根本没有征求过辛潞的意见，学校就通知辛潞到黑龙江插队。后来又改为劳改农场。因中苏边境紧张，原来劳改农场的劳改犯都迁去青海，腾空的农场需要劳动力，大批等待下乡的知青正好去填补，辛潞成了这其中的一员。

按照下乡通知书去派出所迁户口，一回汽车间，等在门口的里弄干部就迎上来说：“你户口都没了，这个汽车间也不能继续租用了。给你一个月，一个月后把钥匙交给房管处，你离开魔都后我们会分配给住房困难户，好几家都等着呢。”辛潞知道，自己在魔都最后的一缕根，都将在一个月后被拔除了。

临离开魔都前，辛潞十分意外地被允许去见一面关在干校的妈妈。花费了差不多一整天时间，乘船渡过黄浦江，又换了三次车，辛潞终于来到了位于魔都奉贤海边的市直机关五七干校。进了干校大门，又沿着泥泞的田埂上走了很久，在一个海边从前值班看守海堤的人住过的低矮的棚子里，见到了两年多未见的妈妈。看着憔悴、干瘦、脸色焦黄的妈妈，辛潞的心悬了起来。抬头看到女儿，朱琴怡昏黄散乱的目光却一下子亮了起来：“小潞，你来啦。”看着这一对苦命的母女，一旁负责监视的造反派也心软了。低声说了句，“你们聊，注意小声点。”，就走出了小棚子。一看棚子里就剩自己和妈妈，辛潞再也忍不住，一下子扑进妈妈怀里，放声大哭起来。此时朱琴怡也紧紧抱住瘦弱的女儿，泪如雨下。

这次见面，朱琴怡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两人哭够了，面对面注视了很久，才被进门来的造反派打断：”时间到了，走吧，否则大家都有麻烦。”除了哭一场，母女具体的什么都没说，也实在没什么敢说、可说的。唯一让朱琴怡知道的，是女儿将去黑龙江插队，魔都的家彻底没了。朱琴怡留给女儿的也只有一句话：“以后不管怎么苦的日子，受到多么深的误解，你都要挺住，不能沉沦。我们是一个正派家庭，全家都是正派人。”家的根没了，但深深扎进辛潞心底里的传承，是永远拔不走的。

离沪的彭浦火车站上，送别的人如潮似涌，呼天抢地。沿着站台一侧的每个车窗都挤满了脑袋，爹妈拉着子女的手迟迟不放。贴着车门已经被维持秩序的纠察隔开的亲人伸长了手，呼喊着、关照着。

没有人来送别，也没有人关注她，辛潞一个人坐在已挤满人的站台那一侧对面另一侧空着的位子上发呆，听着耳边传来的哭喊，木然看着那一侧远隔着几条路轨宁静的站台，心里空荡荡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突然有道带着政府机关大院特有国语语调的男声响在她耳边：“我也没人来送，我们被魔都抛弃了。不过，不要伤感，革命者志在四方。”

她回过头来，眼前站着一位穿着一身旧军装，高大、长相帅气、眼中凝聚着坚定和决绝眼神的大男孩。

“我是魔都中学的，我的座位在那边，等一会车开了就过来看你。把心放平，魔都嫌弃我们，祖国不嫌弃我们，革命者青山处处埋忠骨！挺住！一会儿见！”高大身影带着一阵风走开了。就像寒夜飞雪中突然划亮的一支火柴，虽然那微弱的火苗在隆冬的严寒中显得如此渺小，却如同一束穿透黑暗的光芒，瞬间照亮了辛潞那已经被绝望笼罩的心境。原本漆黑一片的绝境，仿佛被这道光芒撕开了一道裂缝，透出了一丝希望的明光。

终于，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开动了。站台上的呼喊突然更加沸腾起来，送别的人们更加激动，甚至更加疯狂了。然而，随着列车的加速、离开，很快这些喧嚣就被抛在了后面，耳边很快换成了车轮碾压铁轨越来越快的节奏声。骚动的情绪虽然依然持续了很久，最后终于平静下来。知青们纷纷按自己手中的乘车证找自己各自的座位号坐下。辛潞周围都是市二女中的女知青，大家平时脸熟陌生，只是叫不出各自的名字。此时相互之间都自己做了介绍。文革前辛潞是学生会干部，长相娇媚靓丽，又有过上台表演独奏独舞的，几乎全校都知道这位曾经无比绚丽、光彩夺目的才女，不用报姓名大家都认识她。

火车刚过姑苏，突然从另一头车厢走道上挤过来一道高大身影。来到辛潞面前伸出右手说:”正式认识一下，我叫高远，魔都中学六七届高中，家庭出身走资派。”走资派这个头衔，那个年头就等同于干部家庭。也算是实话实说的介绍了。

一旁的同伴被突然出现的高远整不乐意了：“你谁呀？！走开！谁认识你啦？”

高远被赶并不气恼，继续说道：”你是辛潞吧？刚才见到你就认出来了，我在三年前魔都之春上见过你。我们上中礼堂是一个赛点，学生会派我现场协调。你弹钢琴，我就在后台看你表演，你弹得太好了！真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而且我们还分配到一个农场，真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我真的真的没想到！太高兴见到你了。现在不熟没关系，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又在一个农场，以后会再见面的。“说完，缩回伸向辛潞没有得到回应的右手，非常绅士地按着左胸，弯腰鞠了个躬，转身就走了。

一旁大多数女伴们都看得目瞪口呆，半响说不出话来。

“怪伐？要想车阿拉辛潞啊？做梦吧！神经病！”（“车”是当年男孩子追女友的俗语）一个小姐妹愣了好一会愤愤地脱口而出。

辛潞回想了起来，她三年前的确在上中礼堂参加过一轮预赛。当年重视群众文艺活动的普及，很多预赛都安排在有条件的基层礼堂，上中礼堂规模很大，也是其中一个预赛点。她就是在那里以一曲舒尔兹埃夫勒改编的《蓝色的瑙河》闯过预赛的。

知青所有的行李都免费托运，不论大小轻重多少。所以随身携带的行李并不多。除了每人都发到的厚厚的草绿棉大衣，大多数是吃的。辛潞除了那只剪绣着领袖手书“为人民服务”红色大字的军用挎包，还提着那盏马灯。

“怕没电灯？”

“这是我爸爸留下的，跟了他一辈子。”辛潞惆怅地低语道。

这趟运送知青的专列摇摇晃晃走走停停，一路上餐车还每天免费给每位知青提供了两餐饭，都是装在桶里抬到过道上，用勺子舀在各自随身带的茶缸、饭盒或其他什么临时容器里的。饭菜还可以，大家都知道，一下车，就再也难以吃到米饭了。

随着越来越北上，外面温度越来越低，车厢过道里结上了厚厚的冰，车窗也冻住了，玻璃上一片白茫茫的霜花，什么都看不见，也打不开了。终于，三天后到达了北疆一个小站，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