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被上级猜忌后的应对

大多数组织的管理者都是多疑的，他们处理被猜疑对象的心理，不用掌握确凿的证据，而是他人具备了相应造反的势能又无法得到限制，自己就会先发制人。经研究，被领导猜疑的人有这几种应对方法。

一是不为所动。面对猜疑不为所动的人极度自信，不认为自己会被猜疑或坚守信念，以身成仁。孔融家族的成员面对上级的猜疑没有采取任何动作，坦然的接受了命运，当然这不是智者风范。

二是立即出逃。被皇帝猜疑后，有些人处于恐惧心理，立即就逃跑了。这样做的人反被上级坐实了对他的猜疑，做贼心虚，没事跑什么？一跑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了。想逃避出现问题的行为恰恰加大了自身的嫌疑。

三是装疯卖傻。因为自身势力的强大而被领导猜疑，人性都会同情弱者，你只要展示自己虚弱的一面，如有病，别人一般就不会防备一个展示出弱势状态的人。怎样既不放弃自身实力又不被猜疑？明朝的朱棣就使用了装疯卖傻的策略，让别人都认为他精神不正常，最终放松对他的警惕。孙膑，司马懿也是通过此法来逃避被上级的猜疑。

四是自废武功。手握实权的人往往会功高震主。宋代石守信等一群和赵匡胤一起打江山的兄弟，被一出“杯酒释兵权”就都主动请辞回家了。这是被动的，双方都留余地，结局都好看的策略。曾国藩消灭天平天国时还手握强大湘军，最终还是选择解散了部众，做到了功成身退。这也印证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

五是主动释疑。被猜疑后，主动找上级解释并能消除猜疑的案例很少。上级既然对你已经产生了猜疑，就说明内心已经不再信任你或和你的关系已经产生了裂痕，再去修复或解释的难度会很大，况且下属大多数还是在被小人离间的情况下，上级半信半疑的作出了召回指令，只是为了印证他的猜疑而已。这种情况的限制条件多，上级的猜疑一般都来自身边人的谗言。李隆基召安禄山，结果安禄山出人意料的前往长安城，于是上下级之间的猜疑就消除了。

六是被迫性对抗。有的人一听说自己被上级猜疑，如果逃跑不成就不能不选择叛变。这种人往往有野心，但迫于形势或当下实力不济不能直接对抗，被上级的猜疑让他们非常恐惧，于是他们就会立即选择叛变。如汉朝陈郗，在被刘邦猜疑后直接就选择了叛变。

上述六点都是下属在面对上级猜疑后所采取的补救之计，因为人与人之间一旦有了隔阂和不信任，从长久看来，这样的关系迟早都是要分裂的，暂时没有决裂的关系还是源于彼此都还有一定的顾虑和依赖。

古代权臣这样屏蔽上级

历朝都不乏权势极大的人臣，如废立皇帝的霍光，把皇帝当儿子的张居正，还有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些权势很大的人臣对弱势的上级都是如何处理的？详解如下。

一是闭主。屏蔽一个人首先就是要封闭他的信息渠道。秦朝的胡亥，处于深宫不直接见群臣，一切信息都通过赵高来传递，于是赵高过滤并利用了所有的信息，直接阻断了秦二世胡亥的视听。所以，历代君王建立特务及监督机构，筹建自身信息渠道，鼓励告密等措施都是为了避免自己的信息渠道被阻塞。在职场，只要能获取到越多的信息才可能对组织实际的权力有掌控。

二是制财。三国汉献帝之所以归附曹操，任由其掌控，也是因为自身缺乏势力，自己的吃穿都成问题，还谈何反抗？掌握了大量财富就容易获得控制他人的权利。公司的业务精英大多都是实权派，因为公司要依赖这些业务能手，他们大多都有和领导拍桌子的能量，甚至拉出队伍去单干的情况也不鲜见。

三是越权。古语讲，“越权者死”。领导就怕下属擅自越权做事，对权力不敏感的上级容易被屏蔽，被屏蔽后的权力就会旁落。有些下属觉得自己是为了组织的利益做事就擅作决定而不向领导作请示汇报，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自己即使有功劳也会被领导批评。

四是行义。下属聚合人心的举动就是在和上级争取支持自己的势力，聚合人的目的就是想形成自身的势力。做领导就要强调“恩自上出”。有些有野心的人把领导给予他的钱财都分给了下属，此举也聚合了更多信任自己的人，待后来自己选择单干时，对老同事们一声召唤，几乎就会挖空老东家原先的团队精英。

五是树人。提升和自己志同道合，自己信任，忠诚及听话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培养自身的影响力。

下属想在组织内获得更大影响力，成为组织的实权派就要从以上五点入手。

下属对抗领导还能胜出的情况解析及下属面对权力冲突的应对

名臣魏征对抗领导唐太宗时常能胜出，魏征用进谏方式对抗领导的前提有以下三种。

一是领导面对个人利益时的选择。唐太宗时常会外出打猎，这时的魏征就会上前劝谏，理由是要太宗保重龙体。让太宗在个人爱好和保持身体健康和勤勉政务之间保持住平衡。魏征不断提醒太宗要选择自身得根本利益，尽管太宗内心反感，但毕竟魏征的出发点确实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太宗一般都会在短暂的不愉快后还是会理性的接受劝谏，认为个人爱好的确不该以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和荒废政务为代价。乾隆宠幸妃子频繁时，大臣刘罗锅就在寝宫门外背诵祖训的行为也是同样的道理。

二是领导面对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的选择。唐太宗最喜欢的小女儿准备出嫁时，太宗赏赐的大量陪嫁明显超过了长公主的陪嫁规格，魏征对此坚决不同意，说这样做会乱了规矩，以后大家效仿的话就会造成组织的混乱。其实有些组织领导凭个人意志、喜好去发号施令也是常见的现象。而魏征作出维护组织整体利益的举止也是维护唐太宗的最根本利益，理性的领导一般会选择维护组织利益而牺牲掉个人的任性情绪。

三是领导及组织的利益，在局部和整体上的选择。太宗准备去泰山封禅以彰显国威，但魏征阻止后说，现在我们的国力还很弱，这时的封禅行为会让外敌能窥视到我国内部的空虚，眼下的封禅是局部，眼前的利益，并不符合我国整体，长远的利益。被阻止后很生气的唐太宗听到魏征如此入情入理的分析后，觉得魏征说得很对，最终化解了自己愤怒的情绪并打消了封禅的念头。在组织利益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下属选择理性的劝谏之后，领导一般都会选择维护组织利益的方案。

魏征的谏言都是在维护领导最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才作出的对抗，而不是为了攫取自身利益或其他的用意和领导形成的对抗。西汉司马迁为维护李陵的利益和汉武帝搞对抗，后被施与宫刑后惨死。象魏征这样的举动还需要有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领导足够理性，但现实中足够理性的领导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在历史上，有唐太宗这样的领导才会有魏征这样的贤臣，也再次印证人是环境的产物。假如领导换作是商纣王，那魏征就只能成为先烈比干丞相了。

下属面对领导发出的错误指令，是顺从的执行还是反对？执行不给力会被权力认为是叛逆的行为。这时的下属就需先尊重权力，先接受指令，然后在执行中，汇报执行的方案中再作调整。这样圆融的处事手法，既不伤害权力尊严又能有效修正对错。

其次，权力及人情的冲突。有些规则的制定在权力的执行上的确有不近人情之处。怎样平衡好权力的刚性和人情的柔性。即公开维护权利又私下兼顾人情。就要采用推、拖、拉等办法来完成。如果指令和人情之间有冲突，在不违反纪律的情况下，还是要选择尊重人情，因为人会对你感恩而规则不会。隋炀帝让来护儿攻打高丽，同时国内又爆发了杨玄感的叛乱事件，这时的来护儿就面临继续执行攻打高丽的指令，还是抗命后回军灭杨玄感叛乱的选择。来护儿选择了回军。毕竟权力根基和权力执行是主要和次要矛盾的问题，主次矛盾发生冲突时，维护权力根基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要根基在，命令才有依附的地方。

所以，面对权力冲突，自己必须要有权力意识，准确识别和解决权力冲突才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