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云帆睁开眼，头疼欲裂。难得有阔别三十年的老同学来访，很是兴奋，于是乎让大排档的老板娘拿了两瓶粮食烧，又搬来一箱啤酒。结果晚上怎么回家的都忘了。

不对，这是在哪儿？

一面斑驳的白墙，墙上挂的是小虎队的贴画，很有年代感。头顶也没见着吊顶，而是高低床的木板。

江云帆扭头一看，两张高低床中间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水晶摆件，水晶摆件是“华尔街铜牛”，底座醒目地刻着一行字“鹏程万里”，底下的落款是之江省贸易学校市场营销【92】班。

这不是中专毕业的纪念品吗？

江云帆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骨节分明，皮肤光滑，没有老年斑。掐了一下大腿，疼得龇了牙。

咋回事？一顿酒就把我送回三十年前了?我这是重生了吗？

桌上的红色《派遣证》安安静静地躺着。他伸手翻开。

“江云帆，……兹派遣至之江省三衢化学工业公司报到。”日期：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他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他全都想起来了。

他江云帆，1971年11月生人，高中毕业考取之江省贸易学校，就读的是两年制的中专，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昨天是班级的毕业聚餐，他同样是喝的酩酊大醉。

前世的江云帆，重生之前是三衢塑胶公司的留守人员，和另外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同事守着37公顷的厂房，等着厂房被拍卖，等着母公司的二次分流。

重症胰腺炎，三次手术，ICU躺了半个月，错过了第一次分流，被留在原单位。

走廊里有人喊他：“江云帆！醒了没？好起床了，大家都要撤了。”

他应了一声。起床，去盥洗室洗漱。顺便看了一下玻璃镜里的自己，一张青涩的脸，浓眉大眼，个子不高，有点胖，也就1米7多一点。

走廊里郑新建正等着他。郑新建，婺州市义城人，江云帆两年中专生涯最要好的同学，后来是钱塘市华国银行的副行长。眼下也是回了老家，去了义城一家储蓄所。

“走，出发。一起去城站。”郑新建一见他，二话不说，推着他就走。

江云帆匆匆忙忙把行李塞进了条纹的编织袋里，扛着就往楼下走。

两人一前一后下了楼。校门口的公家站刚好驶来一辆红白相间的无轨电车。151路，直达城战火车站。车顶拖着两条长长的“辫子”，搭在电线上，偶尔冒出一串耀眼的火花。

车厢里塞满了人，编织袋、蛇皮袋、被褥卷，塞得车门都关不上。

他从电车窗户望出去——图书馆的灰墙、教学楼顶的旗杆、篮球场上挥汗如雨的学弟，一帧一帧地往后退。

电车“叮叮当当”地响着铃，穿过一条条马路，在城站火车站停了下来。

站台上，一列墨绿色的火车卧在铁轨上喘着粗气。车头的烟囱冒着淡淡的白烟，水牌上写着“沪海—春城”几个字。他挤上硬座车厢，找到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车窗往上一推——那个时候绿皮火车的车窗还是可以打开的——湿热的风灌进来，带着站台上最后的气息。

汽笛长鸣。“咣当——咣当——”

车轮缓缓转动，站台开始后退。窗外掠过稻田、水牛、炊烟，一帧一帧地往后退。

他靠在车窗边，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段话——

“上一世，拼命钻仕途，企业垮了；改制没赶上，身体垮了。这次好歹要换个活法。”

他把派遣证从内衣口袋里抽出来，又看了一遍。

三衢化工。化工部直属企业，正厅级国企。一九九二年八月十四前报到。

车窗外，阳光正好。1992年的夏天还在继续。

车到义城站，郑新建下了车，两人约好七月初到各自的老家去逛逛。还有一个多月才报到，有的是时间。

火车又开了二个多小时，停靠在三衢站。江云帆提着行李下了车，火车站到家里还有二个小时的车程。江云帆的老家在三衢市信安县药王乡，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家里父母俱在，父亲是一个有三十多年的山村老教师，88年刚刚民转公。母亲是家庭妇女，以前围着生产队转，现在围着灶台转。江云帆还有一个哥哥，比他大三岁，在家务农。去年五一结的婚，今年添了个儿子，上个月底出生的，刚刚满月。

之江省多山，三衢却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公路在山间盘来绕去，车窗外的风景从稻田变成竹林，又从竹林变成层层叠叠的山峦。车上坐的大多是本地人，有人挑着担子，担子两头的竹筐里装着柿子，红彤彤的，散发出淡淡的甜香。售票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嘴里嗑着瓜子，瓜子壳从车窗飞出去，被风吹散了。

车到药王乡政府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从药王乡到江云帆家所在的小山村，还得步行20来分钟。江云帆走在回家的山道上，心情确是莫名的激动。

一天的时间里，他从2026年突然穿越回了1992年。后世的他按部就班生活，过的很平凡。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结婚的时候结婚，三十一岁的时候成了国企的办公室主任，那时候有行政级别，算是正科级编制。只不过所有的一切在2011年划上了句号，自打三衢塑胶改制失败后，他就一直蜗居在一个远离闹区的破旧厂区里留守，整整十五年的光阴全部浪费在无休止的值守中。

这世，无论如何，要有改变。